“在交流中探索前进之路”，这是邵大箴论述中国水墨画与油画创作互相影响、融会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我觉得这也可以描述他本人面对当代纷繁多变的艺术格局所持的一种学术态度——一种清醒而积极的态度。“在交流中探索”，不仅是理论家与艺术家的交流，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不同艺术观念的交流，交流的目的不是改造或“同化”别人，不是借以证明自己信奉的艺术观念的正确以固守之，而是为了探寻更加符合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路径前行。
邵大箴是近50年中国美术发展的亲历者。50年代在苏联研修美术历史和理论，回国后长期从事美术理论教学、研究和美术批评和美术编辑工作，亲身体验了美术界的风雨晴晦。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引人注目的美术活动，是在他“出谋划策”和组织、参与之下展开的。1990年以后，他不再担负美术家协会的上作，但一点也没有能闲下来，他撰写了多部专著，在中央美术学院带了一届又一届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主编《美术研究》和《世界美术》两种学刊，而且在大家都感受到高校学刊遭受市场挤压的时候，把这两种刊物办得既不失学术水准，又清新鲜活。以外国美术为研究重点的邵大箴，这些年又沉酣于水墨画创作，从学院回到家里，便研墨舒纸，涵泳于水晕墨章烟云丘壑之间……多方面的学术素养和人生经验，使他的评论文章视野开阔，沉稳大度，绝少时下美术评论中屡见的褊狭和别扭。
广西美术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雾里看花——中国当代美术问题》收录了邵大箴近20年有关美术创作和美术思潮的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不但记录了作者艺术思想的发展轨迹，也反映了中国当代美术思潮的基本轮廓——一个勾勒出大体走向和关键转折的轮廓。
80年代初期，封闭已久的文化界人士，对一些新出现的艺术现象难以接受。如有人认为人体模特儿和裸体绘画对观众的精神健康和思想情操有不良影响；还有人认为罗中立的《父亲》表现了农民的“丑”和“生理缺陷”，没有表现出作为“历史的主人，自己的主人”的农民形象，是“中间人物”的典型……对于这些事关基本艺术原则的问题，邵大箴据理力争，写出语气平和而在艺术和学术原则上寸步不让的文章以正视听。
80年代中期，各种陌生的艺术观念纷至沓来，大家不免眼花缭乱。这一类问题不像人体艺术和如何表现农民形象那样黑白分明，邵大箴在诸如绘画的写实和抽象、艺术的形式和内容、中国画的传统与创新以及80年代青年美术思潮等问题上，总是以讨论的方法分析各种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以对话者的身份陈述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对话者，邵大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讨论的形式增加了自己观点的“情”与“理”的分量。80年代末，许多人对青年艺术家的现代艺术实验表示反感，处于旋涡中心的邵大箴如何“表态”，是许多人“拭目以待”的事。他在几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探索性的美术新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开放、改革的历史时期必然出现的新事物……它有利于人们活跃思想，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文化氛围”，在肯定青年美术思潮促进我国美术的多元化的同时，他也提出其自身应该不断完善，包括“在对立面（否定或批评这种思潮的意见）促进下得到完善”。10年过去了，中国美术的新格局，证实了他的基本看法是符合艺术史发展进程的。但当时邵大箴却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一些人因为他没有无保留地支持新潮艺术而颇多微词，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助长新潮美术的“泛滥”而亟欲惩处……。
关于水墨画“笔墨”的不同看法，可以说是这两年美术界议论的热点之一。郎绍君多次强调笔墨在传统水墨画中的重要意义，被称之为“笔墨中心主义”；吴冠中说了笔墨不能为画面服务等于零，招致众多国画家的激烈驳斥，张仃撰文论述要守住笔墨这条决定中国画存亡的“底线”……且看邵大箴作何论理：“应该承认他们的论点都是他们经过严肃思考过的艺术见解，在当今中国画坛都有存在的价值……从多元化的角度看他们之间的争论，看当今中国画领域的各种实践，我们会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实际了解当今水墨画界具体情况的人，会理解邵大箴的这些话也是“经过严肃思考的艺术见解”，而决非某种客套。
作为美术评论家的邵大箴，近年写过很多评介当代美术家的文章。《雾里看花》收集的画家评论不多，但从他对林风眠、常书鸿、庞薰?、许幸之、吴作人、李可染、江兆申、周思聪等人的评介中可以感觉到，他是很能抓住他们在艺术上最突出的作为，抓住他们思想气质的独特性的，知人而后论艺，是邵大箴评论文章的特色。如他提出林风眠的命运和悲剧性力量，提出林风眠是同时代画家中最重视研究艺术规律的人；论常书鸿，则推举其对民族艺术气派的执着追求；谓庞薰?是“不安的灵魂”；誉吴作人的素描为“精粹的艺术”；回忆周思聪时屡屡提及她性格的直率和艺术气质的柔和与“略有悲凉之意”……你对这些画家了解越多，就越能体会出邵大箴对这些艺术家把握之准确。
80年代中期，我曾呼吁整理出版当代美术理论家的文集，当时表示赞同的出版社也有好几家，但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由于成本核算半途而废。广西美术出版社知难而上，在世纪之交出版《中国当代美术理论家文丛》，美术理论界将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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